日本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高市早苗又提“修宪”时程：中日关系何去何从?

日本外务省于4月10日发布2026年版《外交青书》（外交蓝皮书），将对中国的表述从2025年的“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引发中国强烈反应与区域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日方此举是“背信弃义”。

由于日本外交蓝皮书常被形容为“日中距离感的镜子”，其表述变化直接反映双边政治气氛。有分析认为，这一象征性调整凸显了日中关系持续冰冻甚至恶化的现状。这也是自安倍晋三2016年首次升级表述十年后的首次“下调”。

外交蓝皮书发表两天后，在4月12日自民党党大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公开宣示“修宪时机已到”，目标是在明年向国会提交修宪草案。

两大动作接连登场，相关分析指出，这似乎显示高市内阁正以强硬姿态，同时在外交与宪政两条战线推进“正常国家化”，而北京对高市内阁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也随即展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4月10日当天立即回应，指责高市“涉台谬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要求日方“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政治基础”。

各界此刻关注的是，在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高市早苗为何透过外交青书将中国重新定位？而北京又为何对高市推动的修宪议程如此强烈反弹？

香港中文大学政策与政务学院堀内彻（Toru Horiuchi）博士向BBC中文解释，日本可能希望以低调方式表达对中国的不满，正如此次外交青书所指出的，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批评力度（例如中国驻大阪总领事的发言），并采取胁迫性措施（如限制两用物资出口）。尽管日本表示愿意对话，中国却拒绝进行会谈。因此，此次在降级中国外交地位的同时，青书仍强调维持沟通管道，并进一步发展互利战略关系。“我相信，日本希望双方能在敏感议题上‘求同存异’，并在可行的领域寻求合作。”

就敏感的“修宪”议题，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ICU）国际关系教授奈吉（Stephen Nagy）则向BBC中文指出，高市设定的2027年时间表，战略上与习近平的军事现代化里程碑以及潜在的台湾情势高度契合。因此，北京也对此迅速表达不满。“因为北京将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视为‘再军事化’，目的是牵制中国在区域的雄心。归根结底，日本安全态势的演进，是对北京在印太地区日益强硬作为的务实且直接的回应。”他说。

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洪耀南因此向BBC中文也强调，此次日本对中关系“降级”与日本“国家正常化”（包含修宪工程）是高度互为因果的双轨工程，而非平行各自发展。

洪耀南分析，日本现正透过将中国从“伙伴”定性为具“胁迫性”的邻国，同时将修宪议题从“意识形态”转化为“生存危机”的迫切需要，打破战后和平主义防线。

他说：“这是一场‘以退为进’的战略布局：外交上的冷却（对中降级），换来的是国防自主的升温。”

洪教授认为，高市内阁正试图透过与中国战略脱钩的过程，完成从“经济大国”向“具备完整武备与法理地位之正常国家”的终极跨越。

日本“必须管理的威胁”？

事实上，日本外交蓝皮书的表述变化并非突如其来。2025年版仍维持“与邻国中国的关系，对日本而言是最重要的两国间关系之一”的传统措辞，强调经济互惠与战略对话。但2026年版仅称“重要的邻国”，并指出“因存在各种悬案与课题，才更需持续沟通，从国家利益角度冷静且适当因应”。

虽然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强调，日本“不会关上对话大门”，仍维持“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长期方针，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高市政府对中国威胁感知提升后的务实调整，象征意义大于实质。而且，这一“降级”与高市的政治导师、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时代的中国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回顾过去十年，2016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外交蓝皮书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反映当时日中关系从2012年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外交冲突后逐步回温。彼时安倍甚至与习近平实现领袖会谈，开启“战略互惠”。之后十年，无论菅义伟、岸田文雄到石破茂三任自民党首相执政，均维持这一定位，直至高市上台后，日中关系开始因涉台等问题而逆转。

政治学者洪耀南向BBC中文指出，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核心指标，在于日本是否具备打击敌方基地的“反击能力”。他解释，当2026年日本国防预算迈向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新高点时，若继续称中国为“最重要伙伴”，却又在日本领土部署远程巡弋导弹，这将面临很大的逻辑矛盾。

因此，洪教授说，此次日本将中国从其外交定位降级，实则是为军事体制的“正常化”清障——“将中国定义为‘必须管理的威胁’，使日本采购战斧导弹与强化反击力，从‘军事扩张’转向‘合理防御’的论述转轨。”

不过，堀内彻教授则分析，高市首相今年3月与特朗普总统的峰会相当成功，双方同意扩大关键矿物与稀土的合作，这确实让日本更有信心面对中日紧张关系的升级。

但他也告诉BBC中文，中国外交部迄今并未“直接评论降级”一事，而是指出双边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市有关台湾的发言，“这暗示中国对日策略不会出现剧烈改变。中国短期内仍将继续对日本施加经济、军事与外交压力。”

高市“修宪”——玩真的?

如果说，外交蓝皮书针对中国在日本外交的位置降级，是高市启动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其中一环，那么日本的修宪问题，则更是北京乃至全球都高度关注的敏感议题。

在4月12日自民党大会上，高市亲自宣示：“由日本人自主修宪是党的基本方针，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希望明年党大会时，能在提出修宪提案方面已有明确展望。”根据日媒报导，此事同样获得执政联盟、称霸大阪的公明党支持。

自民党大会通过的2026年运动方针明确指出，将在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设置修宪条文起草委员会，力争尽早向国会提出草案，并将修宪定位为“最重要课题”，配合明年春季统一地方选举扩大党势。

外交分析称，高市的核心诉求，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自卫队的存在与功能，打破战后“专守防卫”框架，让日本得以“正常国家化”。

事实上，修宪辩论在日本国内早已是长期议题。自民党自1955年建党以来即将修宪列为党内纲领，但因和平宪法深入民心、左翼势力与民众反战意识，始终未能实现。高市上台后，借俄乌战争、台海紧张与中朝俄合作加剧的安全环境，加速推动。她主张修宪不仅是“让自卫队名实相符”，更能强化日美同盟、提升日本在印太的战略自主性。

然而，国内反对声浪不小，在野党批评高市“罔顾民意”。在民间，一向对政治社会议题有所评论的日本红星小泉今日子在自民党大胜时，便在X发帖称，反对战争，反对修宪到底。

一位东京居民也向记者表示，“作为日本政府，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局势之下，我强烈呼吁它（高市内阁）必须重申人权的重要性，并竭尽全力确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也绝不允许战争发生。”

中国为何不满? 如何反制？

北京对日本修宪的敏感度远高于一般预期。中国长期视日本宪法第九条为战后东亚和平的“压舱石”，认为任何修宪尝试都是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征兆。

北京认为，日本修宪不仅改变自身防卫政策，更可能在台海危机中成为美军后援，直接威胁中国核心利益。因此，从外交蓝皮书降级之举到修宪推进，北京均以强烈的批评定调高市内阁的修宪发言，要求东京“以实际行动”修复政治互信。

譬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0日立即回应，指责高市“涉台谬论”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要求日方“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政治基础”。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更刊文痛批“日本修宪企图绝不能容忍”，称高市内阁正以“以邻为壑”的外交路线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刊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项昊宇的文章，直指“日本修宪企图绝不能容忍”，并抨击高市内阁日益右倾和激进的政策走向——在国内试图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对外则刻意挑起地缘政治紧张、放大“外部威胁”论述，以追求“正常国家”地位，并称这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对此，堀内彻向BBC中文强调，修宪对高市首相与自民党极为重要，因为修宪（例如明确日本的自卫权，并正式承认拥有“军队”）将使日本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在必要时有能力动用武力捍卫国家利益。

但他也分析，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修宪一直是长期以来的隐忧，北京可能担心日本藉此制衡中国吓阻的能力将进一步强化。修宪后，中国也将更难以指责日本的军事活动违反日本宪法。“此外，多数可能涉及日本的突发情境都与中国相关，北京或许忧虑修宪会提高日本‘介入’的可能性。”他说。

不过，奈吉教授则分析，从外交蓝皮书到修宪发言引起北京不满，这些事件反映的是累积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中国的军事强硬姿态、在东海与南海的胁迫行为，以及双边互信的持续侵蚀——而非单一事件所致。“政治信号与台湾紧张情势虽然起到了放大的作用，但并非这次外交重新校准的唯一驱动因素。”他向BBC中文强调。

北京未来将如何面对越来越强势的高市内阁？对此，奈吉教授回应记者称，他预计中国将采取“精准施压”（calibrated coercion）的策略，包含透过经济手段、外交摩擦与战略压力施压高市内阁，但同时保留功能性的沟通管道。原因是北京清楚，与日本彻底交恶将带来实质代价。“它会选择性地利用双方的相互依存关系，试图促使日本撤回降级决定，却不会在核心战略立场上做出让步”。

无论如何，从“外交青书”到修宪辩论，高市早苗正试图以“现实主义”重塑日本外交与安全姿态。她在党大会上强调“新愿景”，主张在思考国家安全时，修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然而，在北京眼中，这或许是日本从战略模糊走向更直截了当“国家正常化”的信号。随着高市内阁明年修宪提案时程逼近，中日关系是否会进一步螺旋式下滑，将成为2026年印太地区最关键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