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下，環球貨幣誰勝誰敗？

美國與以色列在2月底與伊朗爆發戰爭時，受到衝擊的並不僅僅是中東地區。隨著衝突擾亂全球商業航運與商品流通，油價飆升，推高通脹並動搖全球市場。

一如不確定時期常見的情況，一些投資者撤出潛在風險較高的新興市場投資，將資金轉向傳統上被視為避險資產的美元。

這對許多貨幣產生了影響——部分貨幣大幅貶值，另一些則波動加劇，甚至有少數出現升值。

巴西經濟學家、顧問公司APCE負責人安德烈·佩費托（André Perfeito）指出，雖然油價「影響所有人......但匯率波動可放大或緩和這種影響」。

那麼，當這些波動與其他影響經濟的因素結合時，對各國及其民眾意味著甚麼？

誰最受傷？

大量依賴能源進口、特別是石油的國家，其貨幣面臨更大壓力。

其中包括印度、印尼、菲律賓、泰國和埃及，這些國家都因燃油成本上升及持續的外匯短缺而再度承壓。

隨著資金流向美元，對這些貨幣的需求下降，其價值隨之走弱，也提高了以美元計價債務的償還成本。

此外，受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航運受阻影響的石油及其他商品，通常也以美元定價。

當貨幣貶值時，進口成本相對上升，從能源到塑膠及化肥無一倖免，進而影響食品及日常用品價格。

在印度，自戰爭爆發以來，盧比兌美元貶值約5%，並隨著油價上升屢創新低。

印度貨幣在衝突前已呈走弱趨勢，而戰爭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情況。

部分中央銀行透過加息及拋售美元儲備來支撐本國貨幣。

印尼央行已採取兩項措施，多次賣出美元並買入本幣印尼盾，以提振需求。

利率上升意味著儲蓄回報提高，但亦代表按揭及其他貸款的還款成本上升。

波動加劇、走勢向上

另一類貨幣波動較大，出現雙向劇烈起伏。南非、哥倫比亞、智利及墨西哥屬於此類。

這些貨幣往往對全球市場情緒反應強烈：當投資者轉向美元等避險資產時便走弱，但當商品價格上升或風險偏好回升時又迅速反彈。

部分能源出口國——包括巴西與馬來西亞——因油價上揚而在一定程度上受益，出口收入增加並吸引投資者關注。

高盛（Goldman Sachs）與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在4月向客戶發佈的報告中指出，對巴西國債及企業股票的需求強勁，高盛更將巴西列為首選新興市場。

然而，國際金融學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拉美研究主管馬丁·卡斯特利亞諾（Martín Castellano）表示，能源價格上升可能推高巴西通膨，延後降息並影響資本流動。

巴西同時也進口汽油和柴油等精煉產品，推高國內燃料成本。

此外，巴西投資管理公司XP的經濟學家路易莎·皮內塞（Luiza Pinese）近日在報告中指出，10月總統選舉前的政治不確定性「將提高匯率的風險溢價」。

另有一部分貨幣因不同原因保持較強韌性。

中國的人民幣相對穩定，部分得益於資本管制及政策干預，限制劇烈波動，包括對資金跨境流動的限制以及央行對人民幣匯率的直接管理。

自伊朗戰事爆發以來，俄羅斯盧布對美元表現居前，也受益於能源收入高企及嚴格的資本管制，例如要求出口商將外匯收入兌換為盧布，以及限制資金外流。

先進經濟體情況如何？

傳統避險貨幣在危機初期走強，因投資者尋求安全資產。美元與瑞士法郎一度見頂，隨後回落至接近戰前水平。

與石油相關的貨幣，如挪威克朗，則因油價上升顯著受益。

然而，日圓並未如典型避險貨幣般表現，反而走弱，部分原因在於日本高度依賴能源進口。

加元與澳元亦受益於原油、天然氣、金屬、鐵礦石及煤炭等出口商品價格走高，但對全球增長及貿易緊張局勢的擔憂限制了漲幅。

歐元與英鎊亦經歷波動，主要受能源成本上升、通脹頑固及歐洲經濟放緩的影響。

下一步將如何發展？

經濟學家指出，儘管最初對伊朗的空襲促使投資者轉向避險資產並推升美元，但其後美元走弱，可能有利於新興市場。

英國全球投資公司聯博（AllianceBernstein）在最新報告中表示：「美元走軟通常意味著寬鬆的貨幣環境，發展中國家有更大的降息空間，以及更低的風險規避情緒——所有這些都有利於新興市場。」

報告補充，美元仍具核心地位，因為新興經濟體大量債務以美元計價，且主要商品亦以美元定價，因此美元走弱往往改善其前景。

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4月警告，伊朗戰事帶來的持續干擾，正將全球經濟推向其「不利情境」，即增長疲弱與通脹上升並存。

若油價持續高企、通脹不穩定且金融條件收緊，在此情境下，全球增長可能降至2.5%，通脹升至5.4%；相較之下，IMF目前預測為增長3.1%、通脹4.4%。

IMF同時提出更嚴重情境：全球增長降至2.0%，通脹超過6%。預計該機構將於7月再次更新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