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公視屢陷預算爭議？

台灣公共電視（公視）今年的政府捐助預算，經過數月審查後在立法院過關，但圍繞公共媒體財源與獨立性的爭議並未落幕。

立法院於8月14日完成審議。文化部對公視編列了超過21億元新台幣（6630萬美元；4.4億人民幣）的捐助預算，最終遭刪減約2,185萬元，另有2億元遭凍結；國際傳播平台TaiwanPlus的預算則遭刪減2億元。

此前，在野黨曾提案刪減並凍結逾10億元，觸發公視董監事會罕見地發表聲明，警告刪預算將重創公共媒體營運，波及影視產業與公民社會。公視製作人發起連署，超過15萬人響應，包括柯佳嬿、連俞涵等多名藝人。

作為開播28年的公共媒體，為何台灣公視反覆陷入預算爭議？預算及董事會人事為何多次成為台灣朝野政黨交鋒的焦點？

公視的定位

回溯公視創立的歷史，最初是在1980年代由時任行政院長提出，當時台灣仍處於戒嚴狀態，只允許黨政軍背景的電視台製播節目。解嚴後，官方的主導角色淡化，學術和藝文界積極參與遊說《公共電視法》立法，促成公視成立。

公視於1998年正式開台，經費主要由政府捐助，但依法獨立於政府運作，是台灣主要的公共媒體機構之一。旗下電視頻道包括公視主頻、公視台語台、小公視、客家電視台，以及國際影音平台的Taiwan Plus，員工超過一千人。

在新聞領域方面，據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所最新報告，台灣民眾對新聞的整體信任度為25%，公視則為54%，居全台所有媒體之首。

公視也製作大量戲劇、紀錄片及文化節目，包括兒童長壽節目《水果奶奶》，以及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人選之人》和《聽海湧》等。

其中，2024年播出的《聽海湧》，是台灣首次以二戰台籍日本兵的經歷改編的電視劇，引發社會討論。當時有批評聲音指該劇扭曲二戰史觀、醜化抗日英烈，在野黨隔年提案刪除公視的23億預算時也提到該部作品「竄改歷史」。文化界就質疑，政治干預公共媒體形同「復刻戒嚴」。

董事難產，為何成為預算爭議？

公視承載了台灣社會對公共媒體的期待，但其董事人事及財源屢受政治牽動。今年的預算爭議，就與董事會改選延宕直接相關。

公視董監事由行政院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各政黨依比例推派的「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門檻是三分之二同意。

原董事會去年任期屆滿，但因國民黨與民眾黨推派的審查委員未通過多數候選人，人數不足無法產生董事會。其後，部分審查委員不滿文化部未先與在野黨協商候選人名單而集體辭職，審查程序因此停擺，新任董事至今無法產生。現任董事會延任，以維持公視運作。

此前，文化部提名的董事名單包括客家籍作家高翊峰、原住民導演陳潔瑤、新住民紀錄片導演阮金紅，新聞傳播方面有主播詹怡宜、台大新聞所教授林照真，以及音樂人黃韻玲、退役職棒球員彭政閔等。

在野黨立委質疑，延任董事會缺乏正當性，並將董事會改選延宕列為刪凍公視部分預算的理由之一。

公視董監事會、公視企業工會等則先後發表聲明，強調董監事改選延宕的責任不在公視。公視依法無提名權，也不參與審查程序，卻要承擔預算遭刪凍的後果。工會強調，過千名員工的工作權及節目內容產業鏈，可能因現金流中斷而停擺。

「這次的僵局，是因為政黨嘗試影響董事人選。」曾任公視新聞部經理與董事的獨立媒體人李志德向BBC中文指出，公視董事產生採兩層結構：先由政黨依比例推舉專業審查委員，再由委員審查文化部提名的人選，原意是避免直接政治介入。

李志德當年是由國民黨推薦提名為董事。他強調，公視法未規定董事人選需經政黨協商，若將政黨協商制度化，等同要求公視「退回比官方通訊社更受政治掌控的體制」，違背當初「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立法精神。

媒體趨勢研究者黃哲斌向BBC中文表示，「公共電視和政治糾纏很久」，過去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屆董事能順利卸任，時常因新任董事會難產而延任。「不管哪個政黨執政，國會都會在人事或預算上提出挑戰。不同政治力量常將人事審查權當成武器，公視董事的同意門檻又高，在朝野對立下更難運作。」

二十年的拉鋸

這不是公視首次陷入預算爭議。

公視總收入約九成來自政府相關的捐助與補助款（ 包含文化部與客委會等)，年度總預算規模約40億至42億元。

2025年，文化部提出對公視的23億元政府捐助預算，國民黨立委提案全數凍刪，理由包括預算經費增加過快及部分戲劇節目「竄改歷史」等。文化界兩萬多人聯署，要求在野黨「不要用意識形態毀掉文化產業」 。最終協商為刪減2,300萬元、凍結約5.7億元。

更早之前，2007年民進黨執政期間，立法院凍結公視政府捐贈款的一半、約4.5億元，為期超過一年，並要求節目計畫須經主管機關核可後才能動支，引發干預媒體獨立的批評，民間發起「搶救公視、監督國會」遊行。2009年國民黨執政期間，國民黨以國會多數通過修法，改變董事會結構，原董事長與新任董事爆發法律戰，董事會運作陷入僵局，第四屆董事延任近千日才完成改選。

公視研究發展部研究員程宗明向BBC中文表示，民主政治有不同意見，政治紛爭是常態，但公視最大的危機在於財務，「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這樣編列預算的」。

自2001年起，法律規定政府每年對公視的捐贈上限為9億元，公視其後需申請各政府部會的專案補助，以彌補資金缺口。曾任公視新聞部經理的李志德說，這類補助案都有行政目的與績效要求，多少會影響節目製播方向，因此公視長期希望爭取提高預算補助。

直至2023年《公共電視法》修正，取消9億元捐贈上限。修法後第一年，文化部編列公視捐贈預算有23億；今年度預算則是21億。

不過修法只鬆綁了「上限」，沒有同步訂出「下限」，也未隨物價調整公式。

李志德形容，這相當於「拆掉天花板，卻連地板也一併拆掉」，即政府可以多給，也可以「不想給就完全不給」。

程宗明指出，歐洲多數國家使用牌照費，向持有電視設備的家戶徵收費用；即使如此，費用調漲仍須經國會審查，但可能是幾年一次，不像台灣的經費單一仰賴政府補助，且一年審查一次，「這樣的干預性就比較高」。

台灣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也表示，公視每年的實際經費，仍取決於行政部門編列與立法院協商，只要公視的核心經費仍須逐年重新協商，類似的刪凍攻防就會一再重演，「今年不是公視第一次陷入這種處境」。

他指出，問題不在於哪一屆國會或哪一個黨團刪得比較多，而在於台灣至今沒有建立一套兼顧經費穩定、民主監督與績效問責的制度。

他建議公視建立「多年期資金協議」（multi-year funding settlement）的法定經費制度，預先確定一段期間內的經費基準、調整公式與例外條件，讓年度預算依照既定法律框架編列，而不是每年從零開始議價，同時保留立法院、審計部門及社會的監督。

TaiwanPlus成為另一個爭議點？

除了公視本身的10億元預算爭議，TaiwanPlus今年也成為立法院審查焦點。

TaiwanPlus是2021年蔡英文執政時成立的英語國際傳播頻道，最初由中央通訊社負責，2022年起改由公視承製，主要提供英語時事內容，並向海外觀眾介紹台灣。

蔡英文當時曾表示，TaiwanPlus配合台灣推動中的「2030雙語國家政策」，同時在地緣政治緊張之際「傳遞屬於台灣的觀點，讓世界聽見我們的聲音」。

TaiwanPlus最新年報顯示，該平台的YouTube頻道訂閱人數超過16萬，觀眾來源主要是美國、印度及菲律賓，成立四年以來累積逾4.1億次觀看。

該平台的效益一直引發爭議。國民黨立委羅智強曾批評，TaiwanPlus成立至今投入98億元經費，但效益低落，若短期內無法有效改革，文化部應嚴肅思考是否讓這場「災難」繼續。

學者羅世宏則認為，TaiwanPlus的定位與成效固然可接受檢驗，但政策評估與年度預算刪凍是兩種不同的制度工具，「預算杯葛容易讓機構淪為單一年度的政治籌碼」。

他指出，立法院並未建立完整績效評估，也沒有替代方案，卻近乎全數刪除補助，效果更接近「以預算決定機構存廢」，而非負責任地調整政策。

全球公共媒體的壓力

放眼國際，台灣公視的處境並非孤例。

黃哲斌觀察，全球公共媒體近年承受的壓力，多來自政治極化，當朝野對抗激化時，受到政府資源或法令特許的公共媒體，就會成為政黨博弈目標。

除此之外，「資訊個⼈化」也影響了公共媒體的價值。黃哲斌表示，資訊個人化與注意力經濟，稀釋了公共媒體的社會角色。當注意⼒碎⽚化、數位訊息供過於求，傳統公共媒體的觸及率隨之下降，也讓政治人物更容易以「跟不上時代」為由，質疑其存在必要，公共媒體的「公眾服務性格」也會被低估。

黃哲斌對BBC中文指出，美國特朗普政府上任後，主張以納稅人的錢補貼媒體「荒謬且過時」，推動國會刪減預算，讓「公共廣播公司」（CPB）的核心資金全面中止。這家營運近60年、資助NPR、PBS及全美逾1,500家地方公共電台的機構，在2026年1月由董事會投票解散。

南韓的壓力則來自政府政策的直接介入。黃哲斌解釋，前總統尹錫悅任內，下令將公共媒體收視費從電費帳單中分離、個別徵收，收費率從九成以上驟降至約八成，KBS財源明顯受挫。

中東歐方面，程宗明說匈牙利執政黨修法，將公共媒體的董事會與監理機構全數納入行政體系，使公共媒體成為執政者的傳播工具。波蘭公共電視台TVP，也曾在執政黨修法下被改造為「國家電視台」，直到政黨輪替後才逐步恢復獨立。

但也有正面的例子。黃哲斌舉例，瑞士曾有極右派政黨提案，要將家戶收視費砍半，最終交付公投，遭多數選民否決。澳洲曾在保守黨執政期間刪減公共廣播預算，政黨輪替後，新政府不僅恢復預算，還修法將逐年審查制，改為五年一次的資助協議。

黃哲斌認為，相較於商業媒體，民眾對於公共媒體的信任度仍較高，這也是為什麼聲援台灣公視的連署數天內突破15萬人。「公共媒體的社會功能與信任屬性並未消失，各國支持公共媒體的民意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