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母親 寶寶叫薇柳
她從未見過這個世界

我8歲那年，一個表姐生孩子。媽媽知道我喜歡小寶寶，就把我送到她家去住幾天，『幫幫忙』。我這個小幫手肯定很有用。因爲後來另一個表姐生孩子的時候我又被派過去了。我在過道裏走來走去遛寶寶，不讓嫉妒的兄弟姐妹毛手毛腳碰到他。鄰居家給寶寶洗澡哄他們睡覺時，我也總會過去幫忙。我巴不得自己快快長到12歲，因爲那時就可以給村裏所有的孩子當保姆。我迫不及待地盼望自己當上媽媽那一天。

但是29歲那年我發現自己得了子宮頸癌。要保命就得做手術，而那種手術無疑會剝奪我懷孕生孩子的機會。我開始查資料，然後在一份醫學論文裏發現，有一種療法可以讓我保住那個機會。我找到了一位使用這種療法的醫生。我要轉診，中間出現了耽擱，我直接就找上門去懇求那位醫生。

後來那幾年，時間就在一次又一次人工受孕（IVF）然後流產的折磨和煎熬中流逝。終於，在一個星期四的早晨，在預約的最後一次超聲波掃描時，我期盼已久的寶寶出現在監視儀屏幕上，看似在手舞足蹈。助產士跟我告別時祝我好運，分娩順利。

那天是在上班，下午參加一位即將離職同事的歡送茶話會，正吃著一塊檸檬汁蛋糕，突然感到一股熱流濕透了長褲。我的羊水提早兩個月破了。

進了醫院，醫生說要爭取讓寶寶晚點出來，讓她有更多時間盡量再長大一點。又過了10天，他們說我們母子情況不錯，第二就可以回家了。但是，那天半夜我的臍帶突然脫落，掐斷了寶寶的氧氣和營養供應。從病房到手術室需要6分鐘。護士們在空無一人的過道裏疾步如飛，把我的病床推進手術室。就在這6分鐘裏，寶寶死了。

我48小時無眠；不停地來回踱步。我拒不吃葯。我那盼星星盼月亮一樣盼來的寶寶靜靜地蜷縮在媽媽子宮裏；把我們連為一體的臍帶在那兒晃蕩。我一直踱到腳疼，然後側躺下來，跟我的另一半，蒂姆，面對面。

我記得聽説過一件事，有一個媽媽，別人告訴她她的寶寶已經死了，但結果生了個活蹦亂跳的健康寶寶。我按鈴把護士叫到病房，問他們是不是有可能搞錯了。過了20分鐘，蒂姆又按一次電鈴，又問了一遍同樣的問題。

第二天早晨做剖腹產手術。我戴著麻醉呼吸面罩，感覺到麻葯進入血脈，腦子裏只有一個念頭：“30年了，我一直在夢想凝視著寳寳小臉的那一刻，等我從麻醉中醒來時，這個夢想就實現了。”

他們把女兒遞給我時，我的心脏因愛而膨脹。她很美，從頭到腳30厘米長。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小裙袍，戴著小帽子，蓋了一條白色針織綫毯。她的手指和腳趾整整齊齊，完美無缺。她四肢頎長，像我們倆。我們給她取名叫薇柳（Willow，意思是楊柳）。

在想像中，我似乎聽到蒂姆叫她名字時心碎的聲音。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滿心驚訝。我無法理解她怎麽會沒有生命。

助產士和醫生來了。我們問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回答。也許是問題不對。我們的病房就在產房邊上，產婦分娩時的嘶吼和嬰兒的啼哭聼得一清二楚。

我胳膊疼，覺得像是血栓，但醫生說那是正常的，是人體受到震驚後的生理反應 - 沒有寶寶可以抱在懷裏的震驚。我哭了。奶水泉湧，濕了恤衫前襟，而我精疲力盡，無暇尷尬。

在為喪子家長準備的哀思套間裏有一個廚房，可以沏茶，但我想像不出哪個悲痛的父母能夠下嚥。我發現自己盯著打掃衛生的輪值表 - 它就那麽直截了當地提醒你，別的家庭也曾來過這裡。我在想像他們痛失親人的情形，思緒集中在他們會怎樣繼續活下去。

死胎比人們想象的更常見，但極少被談論，因爲懷孕是喜事，跟歡樂和希望相關。

我們在那裏又住了4晚，女兒躺在製冷嬰兒床上。沒有人示意我們該走了，但我知道時辰已到。給薇柳穿戴的助產士陪我們坐了一個通宵，我無法跟他們道別。言辭不足以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他們哭了。我們也哭了，然後點點頭，轉身離去。

去醫院時我們帶了兩隻小羊羔玩偶，一隻在我們床上跟我們相擁而臥，另一隻是薇柳的，放在她的搖籃裏。我們開車回家，我一路緊攥著我們的那隻小羊羔，它已經被我的眼淚浸濕了。我對它柔聲細語，想像女兒能聽到媽媽在説話。

悲痛主宰了日日夜夜，時間流逝如雲捲雲舒。助產士提醒過我們，需要給薇柳辦出生登記。於是，我們找了一天去民政登記處辦這件事。那裏的民政官低聲問了一些令人傷心的問題。離開時我們手裏握著法律證據，證明她曾到過這裡，她是真實的。出生和死亡都記錄在同一張紙上。這就是屬於她的全部公文。

郵件堆積如山，我把目光轉向別處，避開他人的善意表達和侷促尷尬。一些朋友來探訪。還有一些親戚。我重新套上孕婦牛仔褲，跟來訪的親友寒暄，然後大家詞窮語盡，我又回床上躺著。在本來為她安排洗禮的地方，我們預定了葬禮。

殯儀館裏，我對著一屋子悲切啜泣的親友致悼詞，兩眼無淚（淚已淌乾）。薇柳的棺蓋很小，那些鮮花太大。我們請殯儀館在葬禮結束時不要拉幕帘（注：幕帘合攏後棺材就進焚化爐）。最後，終於不得不離開時，我割下一片靈魂與她為伴，薇柳，我的第一個孩子。

兩周後，蒂姆回去上班，我一個人留在家裏。工作成了他的避難所。我們的悲哀似乎分道揚鑣，我的孤獨和隔絕感與日俱增。我開始閲讀有關喪子後父母關係破裂的概率之類文章，想起來自己都感到害怕，於是決定向專門爲人排解喪親之痛的諮詢師求助。我找到很多為母親提供幫助的，針對父親的很少。最後終於找到一位可以讓我們倆一起接受輔導的心理諮詢師。我們現在還會去那裏。

例假又來了。身體的背叛令我怒不可遏。臉書上那些孩子年齡跟薇柳相仿的朋友，或者懷了第二胎、第三胎的朋友，我把她們都刪了。電腦算法把社交媒體變成了我的地獄，各種嬰兒食品、童車和服飾的廣告絡繹不絕。我變得憤怒、怨恨、沉默寡言。

有一天，我乘火車北上，轉了兩次車，去到英格蘭西北角看望103歲的祖母南希。我推門進屋，在她腳邊坐下，頭倚在她的腿上。她自己60多年前曾有過一次死胎的經歷。她撫摩著我的頭髮，說她“為那個寶寶感到難過”；她不知道我們最初曾給寶寶取名南希。那是最折磨人的一次探訪，但同時也是創傷愈合的開始。

我四處打聼，搜集資料。我從過去10年中去過的所有醫院索取自己的病歷檔案，仔細研究治療和妊娠的每一個階段，交叉對照，破解醫生的手跡密碼。如此走火入魔般的執著，其核心就是内疚和恐懼，懷疑孩子胎死腹中是我的過錯。這種恐懼是錯的，但其他生了死胎的父母似乎也有同感。

我找到一條出生9個星期的小狗，領囘家中。她體重2公斤，跟新生兒體重一樣。她的各種需求讓我感到自己有用，被需要。夜裏帶她出門解手，我們在黑暗中凍得發抖，她蹦著跳著撲到我身上，就像個要大人抱抱的孩子。在公園，我遠遠招呼她時，偶爾會叫她薇柳。

聖誕節臨近，我努力假裝視而不見，只是忙著花錢給侄兒侄女們買賀卡。我們在薩福克郡偏僻的鄉村租了一個牧羊人的小屋，借此逃離憧憬已久的第一個闔家歡度聖誕美夢破裂的巨大失望。我們每天在野外連續步行幾英里，途中輪流抱著小狗。平安夜，我在一個小小的鄉村教堂參加了一場魔幻般的午夜彌撒。我旁邊那位老奶奶，完全是陌生人，握住了我的手。

瓦爾·艾舍伍德（Val Isherwood）是慈善機構百合信托（Tigerlily Trust）的主管。這個機構為醫院提供給死嬰用的毯子、罩袍和裹布。

我那次懷孕，開始很正常，一直到大約16、17周的時候，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醫院打來的。打電話的人第一句話就問“你是自己一個人嗎？”他們告訴我，發現寶寶有一種病，叫愛德華綜合症，估計活不過28周。

她一直堅持到32周。有一天我在起居室裏，正拉開櫃子抽屜要取什麽東西，突然感到一陣撕裂般的劇痛。我們到醫院時她的心跳已經停止了。

儘管我們已經為這一刻做了心理準備，但那一天在我的記憶中還是一片模糊，記不得發生了什麽。我只記得他們告訴我，會給我一片葯帶回家吃了，第二天早上再去醫院。

當時我突然害怕極了，自己體内有一個死去的嬰兒，就這樣把我趕回家太殘酷。不過現在我覺得很慶幸，正因爲那樣，我們才得以在一起度過了最後一個夜晚。星期二早上，我不想去醫院。我只想永遠把她留在我身體裏，誰都不應該把她從我這兒奪走。

但是，在醫院的那段經歷其實很美妙。朋友們都去了，他們見到了麗莉。這很重要，因爲我後來曾經有一段時間懷疑這一切是否真實，腦子裏會想：『我到底有沒有懷孕？』

剛懷孕時，我給她買了很多小衣服，但都太大了，結果我們沒有適合給她穿的，醫院也不提供任何替代品。我們去商店找了半天，只找到一件小T恤衫，我媽媽在醫院用針線把它改成一件小裙裝。

這件小裙裝跟她一起火化了，這是我的一個遺憾，因爲我真希望還保留著她曾穿過的衣物。這就是爲什麽我們給醫院的寶寶服都是成對的兩套，那樣家長就可以保留一套寶寶穿過的衣服。

在麗莉之後，我們試著盡快再懷一個，也確實考慮過IVF，但因爲我的年齡關係，不是很有利。那時我46嵗，如果千辛萬苦最後還是不成功，那是我無法承受的。所以，我腦子裏一直在想的問題是如何接受現實。我對自己說，如果天意如此，那我就認命，這就是我的現實。我知道應該尋找積極的方式來疏導本來會用於養育麗莉的愛和能量。

百合信托的一切都跟我希望自己當年曾經擁有或得到的有關。

我開始籲請會針織的人幫我們織寶寶穿的小衣服，就是我希望當時醫院能提供給我們的那種。後來有人來問，能不能把婚紗捐出來，改制成寶寶穿的小裙袍，所以我們就找到一個住在曼島的裁縫做這件事。

我們創辦之前一些生了死胎的媽媽得到的建議是去買一件玩偶娃娃穿的衣服，她們感覺像是受了羞辱。現在許多來找我們的家長還覺得這件事不可思議：居然有人會不厭其煩地給他們死去的小寶寶織衣服，讓寶寶也有尊嚴。

我有一份名單，上面有大約380個名字，都是為我們作過這樣那樣貢獻的人。他們中有些人是自己的女兒經歷過喪子之痛的外祖母。

對於其他遭遇這一不幸的父母， 我的建議是讓自己盡情哀悼，不要懼怕悲傷，要把你的悲哀傾吐出來。這是一段十分寶貴的時間，那是全世界都期待你收拾好心情以正常面目出現之前的那一段短暫的時間。讓你自己擁有那段時間。

雷切爾·海頓（Rachel Hayden）辦的『懷念的禮物』（Gifts of Remembrance）為助產士提供培訓，教他們怎麽給死胎嬰兒照相 - 這一部分有她兒子洛萬的照片，他是死胎。

洛萬是三胞胎裏的一個。那時我已經40歲，有兩個孩子，所以懷上三胞胎是有點令人驚訝。但有意思的是發現懷孕的時候，我好像能感覺到他，所以覺得自己已經知道他是誰。

到31周時去醫院做掃描，他們發現他沒有心跳。那一刻，我相信所有生過死胎的父母都有切身體會。監視儀上就是一片死寂。

我記得護士對他説話的樣子，抱著他的樣子，那讓我覺得我也能做到。就是這樣：『哈囉，你叫什麽名字？”和“我敢肯定你媽媽想擁抱你』，這些對我都很有用，因爲我那時完全不知所措。

但是，我竟然沒有要求參與記憶的製作過程。

她把他抱走，按了手印和腳印，穿上衣服，放在嬰兒筐裏，然後拍了兩張照片，他就躺在那兒。

我不知道他光身子的模樣，也不知道那件針織袍子下他穿了什麽，她也沒有拍他被抱著的照片 - 他看上去那麽孤單。

雖然我為自己擁有的一切感恩，但後來發現了美國攝影師托德·霍奇博格（Todd Hochberg）的作品，這才意識到我本來可以擁有更多。令我震撼的不僅僅是那些照片和它們傳遞的情感，還有它們講述的故事。我發現自己在不由自主地做比較。

我告訴來參加培訓的助產士，你們得為將來著想，要引導那些父母去收集保存故事和細節，並告訴自己，“現在做這些是有點令人難以承受，但這對將來很重要”。

我的培訓很少教攝影技巧，絕大部分内容涉及助產士如何幫助喪子的父母掌握主動權，怎樣做到談吐得體措辭妥貼，以及給那些父母更多時間。

我會談到照片的用途，爲什麽有些照片我們會跟別人分享，而大量的照片純粹是爲了幫助我們留存記憶；每一張照片對於我們的家庭都無比重要。

這實際上是一種治療式干預，由此幫助那些遭遇不幸的家庭真正理解他們遭遇了什麽。你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這就是發生在你們身上的事，一地雞毛。”助產士們通常會清理收拾一下亂糟糟的現狀，但我主張保持原樣，不加修飾地呈現給他們。在我看來，跟洛萬有關的一切物件裏最珍貴的是他戴過的小帽子，因爲那上有他的氣味。所以說，我們其實是在挑戰常規習俗。

如果你要設法保護我們，其結果反而是我們不光爲孩子出生時就沒有生命而悲傷，還會因爲自己從未見過他們原本的模樣而痛心。有一個很説明問題的例子：一個媽媽曾經說過， 她從未見過女兒（死胎）的臀部；她說她其他孩子臀部都有胎記，但她永遠無法確定這個孩子是不是也一樣有胎記。

回憶往事，有時候也會感受到一絲歡樂，因爲你跟寶寶訣別的那一刻，其實也是你們初次相見的時刻。

露絲·羅傑斯（Ruth Rodgers）原來在金融行業工作，後來改行做了助產士。做這個決定，是因爲她的女兒斯嘉麗是死胎。露絲今年夏天通過了考試拿到資格證書，開始上崗。

斯嘉麗是2011年11月生的。當時我懷孕31周。有一天我注意到她不太動，但並不很擔心，先幹了一天的活，然後才去醫院。他們當時就發現胎兒沒有心跳了。

我遇到了一位特別好的助產士，名字叫簡。我跟她在電話上交談過。進產房引產前的兩天裏，她告訴我說，不必為葬禮、屍體解剖之類的事煩惱，要多想想自己跟小寶寶在一起的時間要怎麽度過 - 這是在最恰當的時候幫我把注意力轉移到最重要的事情上去。

我在產房也遇到一位特別出色的助產士。有時候人會有些稀奇古怪的憂慮 - 我那時擔心小寶寶出來後屍體會僵直，所以特別害怕，不知道自己會如何面對。

她就對我說：『她看上去跟普通小寶寶一樣。她確實比較小，皮膚也可能很薄，眼睛很可能不會睜開，但除此之外她跟其他小寶寶看上去沒什麽兩樣。』我就需要聽到這些，這番話讓我有了足夠的勇氣面對隨後的一切。

確實有痛不欲生的時刻，但那段時間裏也有一些奇怪的開心時刻，比如看電視節目《舞動奇跡》（Stricly Come Dancing）和超人氣歌唱選秀《X Factor》，還有一次，我一手擧著氧氣面罩，另一隻手握叉子吃烤寬麵條。

她是早上不到6點的時候出生的。我記得自己當時在想，她居然是溫熱的，真奇妙，我得記住這種感覺，因爲她不可能始終那樣。

七個星期之後，我又懷孕了，然後又流產。我以前也流產過。這一次，我開始對懷孕生孩子這件事着了迷，只想把這件事徹底弄清楚，搞明白胚胎學是怎麽囘事。我翻教科書，讀研究報告，給習慣性流產問題專家教授發電子郵件 - 這是我對待生命的一種方式。

出版專業畢業生阿麗婭在自己的網店定製墻紙，客戶主要是慶祝孩子生日和命名的父母，她還在開發定製紀念冊業務。她自己的孩子預產期是10月底。

最令人難受的是我們已經給阿米婭買好了所有的東西，衣服一大堆，嬰兒床也在臥室裏支起來了，一切都洗乾淨，就等她出世。

我浮腫，但他們只說那是正常的妊娠期浮腫。因爲我沒有其他症狀，誰都沒特別在意。後來，一天早晨醒來，我感覺沒有任何動靜，就覺得該去檢查一下。他們告訴我她死了，我那時還知道了自己有先兆子癇。

他們說，我的血壓特別高，尿檢發現蛋白含量很高。他們給我催產，很快就生了。

我一定是睡過去了，因爲醒來的時候她已經洗過澡穿上衣服，躺在旁邊的製冷嬰兒床上。那是我後悔的一件事。當然，能否保持清醒不是我所能控制的，可我還是覺得自己錯過了給她穿衣的時刻，還有她剛出生的那一刻，就是那些你想像自己為小寶寶做的那些細微小事。。

是有那種時候，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什麽、做什麽，挺尷尬。但跟我的朋友們在一起就沒關係，因爲他們都很了解我，他們會專門來看我，還帶來鮮花和巧克力。知道有人在關心你，感覺很溫暖，雖然我那時什麽也不想說、不想做。

我一直很有創意。最開始是為阿米婭做紀念冊，後來我在Instagram上發現了那個喪子媽媽社區。

我開始跟許多媽媽們交談，她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美國、加拿大；我跟她們分享自己我每天做的東西，還有正在做的項目。後來許多人開始來問我，可不可以為她們的寶寶也做點什麽。

阿米婭出生後的某個時刻，我突然有一種非常強烈的執念，就想讓家裏所有的物件都有她的影子，這樣每個人都會記住，這裡曾經有她。我想那可能就是一種應對悲痛的方式 ， 就是做各種各樣的東西，那樣就可以把她擺放在家裏的各處。

我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埋頭設計，那時腦子裏不會去想別的。

我有時也會想，沉溺於生命中某一個時刻而難以自拔是不健康的，所以就暫停了紀念冊項目，把精力集中到上班和走親訪友上，但還是會不時把它撿起來。

到懷孕30周的時候，我比前一次更焦慮。

剛懷孕的時候，因爲覺得又能懷上另一個孩子，我挺開心，覺得自己有福氣，但同時也有一種内疚感，因爲不希望進了天堂的小寶寶覺得他們被遺忘了。他們當然永遠不會被遺忘 - 我和我的伴侶每天都在思念阿米婭。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内疚感消減了，我真的相信這個寶寶是阿米婭送來的。這次懷孕很順利。偶爾我會過分焦慮，但基本上還是努力讓自己保持樂觀。我和我的伴侶一定要讓這個寶寶從小就知道自己有個姐姐，叫阿米婭。

沒有米洛的時候，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母性；我有兩個哥哥，他們經常嚇唬我說懷孕和生孩子有多痛苦，所以我總說我不要孩子。

即使孕測結果顯示陽性，我還是覺得自己不應該要孩子。

當時我太年輕，又懵了，直接上YouTube搜索，鍵入『19歲懷孕了』，但沒找到什麽有用的信息。有幾條視頻，但都是19歲而又有錢的人拍的。我要的是勞動階級的、正常的普通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告訴媽媽，我準備做視頻博客，把自己的情況用視頻記錄下來，放到網上。

開始拍視頻後，就有其他女性跟我聯繫，說她們跟我有同感 - 沒有自己的房子，財務狀況也不穩定。視頻博客就這樣開始了，我確實很享受人們主動來找我，告訴我說『我也一樣』，這讓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釋然。

時間就這麽過去了，一切都進展順利。

真的很奇妙的，你的母性本能就那樣出來了，而你覺得這再自然不過。

有一天，我意識到米洛一整天都沒動，就覺得應該去檢查一下，以防萬一。

助產士給我做檢查，也聼不到胎心。做超聲波的人來了，還來了另一位助產士、一位護士、一位醫生，還有一位專科醫生。一群人圍在我的床邊。就是在那一刻，我真的意識到出問題了。

那感覺就像我被推進一個陌生的世界，眼前一抹黑，完全不知所措。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跟家人和親戚談這事。那時我才知道，外婆曾有一個兒子，出生後沒幾天就死了。我問她，我怎麽才能度過這個難關，她說：『拍好多好多照片，盡可能充分利用你和他在一起的這點時間。』

我去醫院做引產時特別怕看到他長什麽樣，所以叫我媽媽先看。她感嘆一聲『老天爺，他簡直完美無缺』，然後讓我看寶寶。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跟這個寶寶朝夕相處了八個月了，死亡什麽也改變不了 — 這是我第一次跟兒子見面的時刻。

但那個時刻令人心碎。我懷抱著期待已久的全部，但心裏很明白必須把我的寶寶交出去。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未來被刪除。

我對一位助產士說：『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遇到這種事的人。』她說：『這只不過是大家都不說的那種事之一。』

我三天後出院，又開始想視頻博客的事。大家還在評論我那些珍貴的視頻，很多人留言說『我也懷孕了』！

又搜索關於死胎的視頻博客，還是沒找到我想要的。

我沒有料到那麽多人看我的視頻，因爲我不知道死胎那麽普遍。

講述和分享他的故事，於我是一種助益。看到那麽多其他人叫他的名字，也令我欣慰。

如果你認識的人有誰生了死胎，你不必知道什麽話是正確的，你只需要認同他們的痛楚、悲傷，知道自己無法感同身受，只需要聼他們說，聼他們一直說下去，直到說完。

隨著時間推移，我遇到許多能理解我的人，也從悲哀中重新振作起來，這很有助益。

洛萬、斯嘉麗、阿米婭、麗莉、米洛，還有薇柳，在斯泰福郡一個專為死去的嬰兒開闢的公園裏，我逐一擺放刻了他們名字的石塊。那時，我突然意識到，他們雖然從未見過這個世界，但給了媽媽們做些什麽的靈感，這個世界就因此而發生了變化。

我也知道，還有許多經歷相似的媽媽們選擇把記憶留在私人空間，關上門獨自哀思。

在英國，每225個孕婦中就有一個會生死胎。這不僅讓父母傷心，也會影響到祖父母、兄弟姐妹、親戚好友。不過，喪子的母親身體上得到護理，精神上也一直受到關照，這可能會讓喪子的父親覺得自己受了冷落，產生無奈、無助之感。

我所交談過的父母都認爲，圍繞死胎，傳統習俗中的禁忌和沉默似乎在逐漸淡化。但是，仍有許多人從未跟我談論過薇柳，從未提及她的名字。

不過，我還是感受到來自許多人的幫助，尤其是女性，很多人我以前從未見過。作爲記者，我多年來關注的是世界各地的女性事務，但只有這件事讓我切實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團結，我周圍的女性，她們的經歷、共鳴和力量匯聚成一堵堅實的墻。

過去一年裏，銘記和懷念薇柳跟自我保護構成了一對矛盾。一年過去了，悲痛仍不時襲來將我擊倒，背後捅我一刀，但我已經可以有預感，可以做好準備，直到自己能夠抵禦這急促而猛烈的一擊。

薇柳的出生把我變成母親，把蒂姆變成了父親。我的胳膊不再像最初幾小時那樣疼痛，但還是覺得空空落落的 — 我是個沒有寶寶的媽媽。

我想到自己的媽媽。她一連幾個星期在我家，就坐在那兒。哀傷像可怕的陰影籠罩著所有人，我斷斷續續的嗚咽間或夾雜著她手裏編織針的觸碰聲。

她織了一條漂亮的純白綫毯，準備放進一個嬰兒紀念盒。這個盒子將在一次巨大的痛苦發生後被打開。這是為一位陌生人織的。這個陌生人在我媽媽織這條綫毯時是一位準媽媽，正在期待腹中的寶寶呱呱墜地，但她的寶寶後來可能因爲出世太早或者太虛弱而喪失生命，或者因爲其他不明原因而成了死胎。

那個寳寳 — 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他或她的名字 — 將被父母抱在懷裏搖晃、被哀悼、被思念。又因為我的母親，那個寶寶會有一條針織毯，裹著小毯子，裹著我們家的愛 、我們的忍韌，還有希望。